机关游泳场凫水记
周三晚上是我第二次到机关游泳场。
下班以后，骑十四分钟的共享单车，不多不少，就到了游泳场门口。排在我前面的阿伯买票熟练，甚至没有和售票员开口交流，只是拿起手机扫码，利落转账7元钱。我马上学他的样子，装作一个不愿多费口舌的本地人，扫码，转钱。
小办公室里发出清脆的女声，“微信收款15元”，是没有优惠的成人票。售票员显然才是真正的本地人，因为她比我更加冷酷地撕下一张小票，从窗口递出来，一个字也没说。
我怀疑任何一个被称为“场”而非“馆”的公共泳池，大概都些年头了。这个挤在居民区角落里的“场”，是露天的，是淋浴间赤裸相见的，是六点就开放早场的，也是储物柜需要自带锁头的。我欢欣鼓舞，在很多儿时夏天记忆的闪回里浮潜。
水并不太澄澈，灯也昏暗，就算抹净了游泳眼镜内侧的雾气，也只能看清水下三米以内的光景。我划动手臂，游向前方黑沉的未知。有时候，从这头到那头只我一个；有时候会迎面遇上一个圆胖的大叔，也游蛙泳，神出鬼没；还有些时候，一个年轻男人会从我身边迅速掠过，他戴鲜红的泳帽，所以侧头换气时尤为显眼，我忍不住要欣赏他的自由泳，抬手姿势轻盈，摆腿节奏舒畅，似乎可以永远心平气和地游下去。
欣赏得多了，我就想，我能不能也游自由泳？游这种像沿着泳道散步的自由泳。
高中的时候有游泳考试，自由泳和蛙泳各游50米才算合格，也就是小小泳池里一个来回。我学来学去，好像只有右手学会了自由泳，别的肢体都像从邻居家借来的。左手东施效颦模仿右手的划动轨迹，但是别扭得很。两条腿呢，打水急迫，没几下就累得动弹不得。
自由泳考试还剩最后十五米的时候，我蹬了一下蛙泳腿，免得淹死。还剩五米，又蹬了一下。
老师也许发现了，也许没有，考试就这么过去了，伴随着几个室友泼来的庆祝水花。可是这两下蛙泳腿，成为了我从未学会自由泳的明证。我再也没有独自练习过自由泳，就好像一个在驾考中作弊的司机，拿到了驾驶证，却不敢摸方向盘。
但这种恐惧是毫无必要的，我只是在水里扑腾，不会造成任何交通事故，就算是游不下去了，也可以重演一次蛙泳救场的戏码，完全不必麻烦救生员。
我一边规规矩矩地游蛙泳，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又游了三个来回，仍然没有建设成功。这时，泳池那头的救生员从高台上爬下来，捧着手机，晃晃悠悠离开了岗位。我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能从救生员的离场中得到勇气，但我立刻使劲蹬了一脚池壁，像窃贼抓住时机。
越过泳池的一半，就进入了无人监管的黑暗水域。就是现在，换自由泳！
我茫然地，又或是挣扎地漂浮着，试图把右手伸出水面——我的自由泳永远从右手启动。这本应该非常简单，就像在陆地上抬起手来一样简单，但水扼住我的脖子，水缠住我的手腕，水把我当成一个提线木偶。水面像一块大理石棺盖，牢牢压在我的头顶上。
我意识到这池浑水具象化了一些长久以来的暴政——我对自己的暴政。压抑，规训，束缚，低估。心理障碍蛮不讲理地出现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按下将要伸出水面的手指尖。
我还是成功了。如果那台子上坐着一个尽职的救生员，他会看见一只强装镇定的手臂，突然从水里伸出，然后是另一只。他会知道这人游得毫无章法，但他不会知道我战胜了什么。我用两条腿拍打水面上层，身体随着手臂的动作被带着向左或是向右偏过去，像一枚笨重的鱼雷。
我游不动，这次仍然是蛙泳腿救了我，但我感到自豪。我开始秘密地绕圈，正儿八经地用标准蛙泳姿势经过大灯照亮的那半池子水，然后在无人区猛然抬起右手。
半小时后，我从泳池里爬起来，四肢酸胀，在简陋淋浴间和几个中年女人一起光着身子洗澡。我套上衣服，在心里愉快地决定要多来几趟，这样我的自由泳总有一天会进步。
下一个周三，我来到机关游泳场门口，准备买票。冷酷的本地售票员微笑着，“请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。”
我没有什么证明。
再下一个周三，夜晚的温度降到了20度。
胜利是短命的，胜利只存在于黑暗的没有救生员的半边泳池，且只存在了三十分钟。
（写于2022年被新冠疫情笼罩的秋天。2025年8月11日，我交了1800元，开始学习自由泳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