逃离橘子洲
2022年10月4日早晨，我和O在高铁站汇合，我们拽着行李箱拥抱，像小学生登上郊游大巴一样快乐。2022年春节在天环广场前的公交车站分开，我们也用一样的姿势拥抱，还有些伤感。
“下一次见就要等到劳动节啦！”
劳动节是上海封城第二个月的开头，后面还有两个月在等着，不过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。
十一点光景，我们找到了携程网上订好的酒店。实际上叫它“酒店”有些勉强，顶多是一家小旅馆，挤在一栋看起来年久失修的矮楼里，脚下是网吧，头上是湘菜馆。
房间还算干净，关上窗户就听不见对面楼装修的声音了。黄金周的旅游城市，想必也算合情合理吧。
我们火速出门觅食，锁定了三家不同的人气餐厅，无一不爆满，那排队的架势甚至超过油价上涨前夜的加油站。我们决定放弃加油，走进了一家相比之下显得异常冷清的酸菜肥肠店。出乎我的意料，肥肠很好吃，不过这没有出乎O的意料，她一向愿意吃这菜，早在坐下的时候就对它充满了信心。
O感慨：“来长沙找个工作也不错！”我表示赞同。
10月4日下午，我们坐地铁前往岳麓山，地铁站人山人海，保安大哥查场所码查得一丝不苟，山和海半天才往前挪一步。终于下车，我们慢吞吞地穿过湖南大学，在“自卑亭”前脱掉口罩，自拍一张。硕大的毛主席雕像站在阴沉天空下，显得有点过于严肃。
爬到岳麓山门口，我们这才发现进山需要登记预约，下午场显然是没有名额了。只好垂头丧气掉头回去，约了晚上的时间，打算再来一趟，心里想，摸黑登高也别有一番风味吧。
人太多了，哪里都挤满了游客。温度正在慢慢下降，我们套上衬衫，抓过两台共享单车，一路骑到湘江边上去。湘江岸边的风很好，吹散了上山失败的郁闷。
我骑着车单手给O拍照，她也拍我，我俩都没能照到对方的脸。江中央的橘子洲像一只被遗弃的绿漆梭子，卧在水流里，又细又长。
单车不许上桥，于是我们步行。北方来的寒流路过这座桥时动静尤其大，我的短发，O的长发，全都在狂风里乱舞。走到桥的中心再折返，我们紧紧抓着对方的手臂，在来往的人流中嗷嗷叫唤，放声大笑，反正风的声音比谁都大。
我们伸长脖子去找橘子洲著名的领袖头像，“这么大一个脑袋总不至于看不见吧！” 我们锁定桥对面灰扑扑的建筑一角，走近了却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台。
GPS告诉我们，雕像在橘子洲的另一头，从桥上看不过是一小块黑色凸起，埋在层层叠叠的深绿色树冠里，若有似无。
我俩第二次匆匆爬上岳麓山，岳麓书院六点停止进入，我们五点五十四分站在门口，天已经黑了，书院大门后的一片竹子在风里沙沙作响。保安大哥揣着手，面无表情地赶人：“走了走了，明天再来。”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判定这趟旅行是失败的，因为计划不周和拖拖拉拉而失败，但同时我觉得它还有救，因为第二天还没有到来。我们坐在小池塘边吃麦当劳，摸黑往山上爬了一小段，就乐观地朝市中心的晚饭进发了。
长沙的人流再一次超出我们的预期，任何一家看起来值得在这趟旅行中尝试的餐厅都塞满了游客。只有茶颜悦色的队伍在可忍受的范围内，因为这家连锁奶茶店显然已经泛滥成灾。最终我们落座旅店楼下的一家杀猪粉，粉好吃，份量也足，但总感觉少了什么，或许是可以拿来拍照炫耀的丰盛吧。
这个年代吃饭不是为了自己吃饱，而是为了刺激网友。于是我们又在美团上挑来拣去，点了一盘小龙虾外卖。
10月5日早上大约9点光景，我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坐起来，试图叫醒我赖床的同伴。我们把窗帘拉得太过严实，还没看见外头是阴天。温度显然比前一天低了不少，但我们商量好要一大早到橘子洲头去，时间表排得很紧凑，是时候起床了。
我穿上外裤，挤上牙膏准备刷牙，这时O坐在左半边床上，轻飘飘地喊了我一声，“你的健康码怎么样？我的好像变红色了……”
10月5日下午，和O坐在床上，拨打12388向湖南省纪检监委投诉。我怒火中烧，语无伦次，强装镇定，在录音电话中抱怨长沙防疫政策“一刀切”，抱怨社区街道防疫办一无所知，抱怨有人冷风天露宿街头。
挂断后，我心里断定这则投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和打向空气的拳头一样，谁也不会真的去听。
10月5日晚，接到12388回访。对方是个说话很沉稳的女士，她说：“我们来了解情况，再向相关部门反馈。”我从床上跳起来，趿拉着拖鞋又把所有事情抱怨了一遍，其中提到我们建立了一个接近300人的微信群，以及广州的防疫政策似乎比湖南完善得多。
我再次挂断电话，燃起一丝胜利的希望，告诉群里的朋友这个反馈渠道，收到了几个绿色的大拇哥。
我重新躺在O身边，开始后悔，“数量讲少了，应该告诉她我们有好几个群，几千个人，几万个人。”
中午点的小炒黄牛肉外卖来自前一天没吃上的人气店之一，太辣，断断续续吃了一整天，从热腾腾到冷冰冰，还是辣，烧得我俩下腹部隐隐作痛。我把手机连上大屏幕，挑了几部电影，O兴致缺缺，只偶尔心不在焉地看几眼。
晚上八点左右，温度已经掉到15度以下，我腿脚僵硬，肩颈酸疼，于是反复邀请O和我到大街上去吹北风，而她反复拒绝。拥有绿码和拥有红码的心情也许真的不一样，即使我俩都在房间里憋了十几个小时，隔五分钟就看一眼微信群，隔二十分钟就打一个毫无用处的电话。
再不出门就太晚了。
“真的不跟我走？我们只要不去那些需要扫码的地方，谁也不会知道。”要留她一个人在酒店，我感到一丝愧疚。
“不去啦，你多穿点，把伞带着。”
我套上一件衬衫，一件外套，穿上长袜，向她保证很快就回来，一个人走进了长沙的毛毛雨里。
高铁票改签了三回，我们好不容易变绿的健康码在高铁站的麦当劳里，又黄了。它像被薛定谔关在小程序里的猫，只要观测，必定要出些幺蛾子。
我们急急忙忙给居委会打电话，总共登记了4次信息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系统坏了，我们的健康码应该绿，但它不愿意。
O站在候车大厅里拨通了110。一个湖南口音浓重的警察几句话把我好脾气的朋友堵得哑口无言。我把手机抢过来，劈头盖脸一顿指责，好像试图隔着电话抓住他的领子晃一晃，让对方良心发现。
警察说，不归我们管，你去找卫健委。警察说，你要配合防疫。
配合个屁，我发出了这辈子对权威机构最放肆的低吼。
直到检票结束前十分钟，O小程序里的猫咪决定放她一马，绿得油光发亮。我们抓起行李向楼上冲，逃一样离开这个被阴云笼罩的城市。可笑的是，我的码直到列车启动后十五分钟才变成绿色，我借O的手机虚晃一枪，像个走私惯犯一样自信地走向车站保安，迷惑了他严格的检查。
因为改签，我和O的座位不在一起，我独自靠在窗边，大脑艰难地从高速运转中平息下来，一阵一阵抽痛。